柱础，又称“柱顶石”，是我国古老的传统建筑构件之一。常用于建筑台基上部、柱下端，主要起到承重和保护木柱柱脚的功能，并兼具美化作用。
通过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考古发现可知，早在多年以前的商代，在统治者居住的宫室建筑的基址上，就有作为柱础的石质构件。只不过是精心挑选、未经任何加工过的，较为平整的直径约~mm的河卵石。从其存在于建筑的状态中，可看出与现存古建筑柱础的明显区别：那时的柱础是埋于台基表面之下（包括柱的柱脚部分）。显然，天然卵石柱础用来承重，填埋柱脚是用来固定。当时的人们通过埋设卵石柱础和柱脚，以期达到高大建筑的稳定。另外，在殷墟建筑夯土台基之内的卵石柱础上，亦即柱础与柱之间，还有一层铜板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柱脚下部受潮，这就是“柱鑕”。在历史的发展中，由于是用石质做的，因而也被称为“柱礩”。
在长期的建筑建造实践中，人们逐渐发现，埋于室内地坪以下的柱脚，虽然稳固，但时间久了终会因潮湿而腐朽。于是，将柱础抬升至地坪以上，以有效避免木质柱脚的腐烂。这样，由原始的重视柱础的结构性作用，转向结构与装饰作用并重。其后，将“础”与“礩”合二为一的整体石柱础就出现了。
东汉时期除了平面正方、上施梟线的柱础，还出现了八角的柱础，用来安置八角立柱，形状如同倒置的栌斗。从整体上来看，此期的柱础风格较为朴拙。
南北朝时期，由于佛教的传播日盛，兴建了许多寺院和石窟。外来的佛教文化对我国本土的传统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出现了覆盆和莲瓣2种新型的柱础。此期的柱础的莲瓣外形明显狭窄而高瘦，细致而清新。
唐朝时的柱础与南北朝时期相比，莲花柱础的莲瓣就显得宽阔低平，较为饱满。西安大雁塔门楣石刻中就雕刻了当时的覆盆、莲花柱础，清晰地刻画了当时建筑柱础的现状。
宋朝时期，经济与手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，建筑方面也更为注重装饰。柱础的种类繁多，加工较为复杂。李诫在《营造法式》（卷三）的“石作制度”中规定，“造柱础之制：其方倍柱之径，（小字注：谓柱径二尺，即础方四尺之类）方一尺四寸以下者，每方一尺，厚八寸；方三尺以上者，厚减方之半；方四尺以上者，以厚三尺为率。若造覆盆，（小字注：铺地莲华同）每方一尺，覆盆高一寸；每覆盆厚一分。如仰覆莲华，其高加覆盆一倍。如素平及覆盆用减地平钑、压地隐起华、剔地起突；亦有施减地平钑及压地隐起莲华瓣上者，谓之‘宝装莲华’”。并总结了十一品“花纹制度”。同时，在卷十六“石作功限”中对当时官式建筑中柱础的各种“造作”分别规定了规格和“功限”，相当于如今的国家定额。此时期的柱础加工细腻、精美，表现出了高超的石雕艺术水平。
明朝时期的柱础，如同此时期的家具风格一样，归于简洁、质朴，大方美观，其柱础的制作工艺得以继续发展，形制更加丰富。大型官式建筑中常采用云水、龙凤图案。总的来说，此时期的柱础采用素盆式及鼓镜式的居多。
清朝时期的柱础，由于官式建筑的柱较为单一，几乎全为圆柱形，因而采用的柱础鼓镜式为最多，其次是鼓墩式。由于南北地理、气候的不同，我国南方天气多雨，气候潮湿，因而，南方的柱础与北方相比显得较高。这种较大的体量，为民间石匠们提供了技艺发挥的广阔空间。南方经济发展较好，有富裕的财力保障；普遍重视教育，人文气氛也浓厚；从柱础的造型上来讲较为丰富，有的可分为两层，甚至数层；从图案上来说，动物、植物以及人物都可以成为柱础的装饰；从雕刻手法来说，石匠们采用圆雕、透雕、浮雕、线雕等多种雕刻手法；在光影的作用下，高低起伏的动植物、云水图案显示出强烈的明暗效果，表面凹凸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，使柱础的形象于柱底端大放异彩。
由此可知，传统建筑的柱础从产生之日起，就一直沿着实用的结构和美观的装饰两个主题。
目前的仿古建筑，由于施工材料、施工工艺都不同，悠久的传统建筑的柱础的使用分为两个发展方向。
（1）采用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造方式，柱为钢筋混凝土圆柱和方柱。此类建筑的柱础，已失去原来的结构性作用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其装饰性作用。由于这些柱础是后期加工、安装，因而常由2块石材加工而成，最后在混凝土柱与地面交接处，拼合安装为一体，组成一个完整的环形或“回”字形，将截面为圆形或方形的柱底部完全围合。技术娴熟的石匠，将缝隙巧妙地置于莲瓣之间，拼合后几乎发现不了缝隙。
（2）还有一部分仿古建筑，采用传统木结构的营造方法，使用木质柱。此类建筑的柱础，仍发挥其结构作用，在台基基础上，安装于木柱的底端，承受着屋顶的荷载。现在的雕刻艺术，使其显得更加美观。这种柱础与前者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前者是新型的“套柱”，后者是传统的“顶柱”，所以后者主负重，前者重装饰。
这两种不同的柱础，在现代机械和手工并用的生产前提下，雕工精细，图案丰富，样式优美。其承续着几千年古老的文化传承；延续、发扬着中华的建筑文明；书写着当代匠人们的内心追求；继续描绘着这个与以往不同的光辉时代。